“918”反思——中国为何三日亡国(下)

“918”反思——中国为何三日亡国(下)

　　　　　　　　　　什么时候开始抵抗？

　　这个问题对一个正常的国家来说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既然中国有过汪精卫、蒋介石，所以还是值得讨论一下的。
　　投降派有个著名的三段论：(1)因为弱小，所以需要发展(2)因为需要发展，所以需要和平(3)因为需要和平，所以必须投降。
　　投降派这个三段论是一种孤立、静止的看问题的思想方法，这里有两个致命的错误：
　　(1)他们假定敌人也是静止的。但是敌人的胃口不会因为第一次得到的利益而满足，既然轻易取得了利益，自然就会不断打上门来。历史上无数先例证明投降派总是麻烦不断，越是怕打仗越是要挨打。
　　(2)他们假定投降的代价小于发展的成果，但实际上投降付出的代价远远高于投降后发展的成果。除了物质利益之外，还有国际信誉、政权的道义基础、军民士气等等软实力的损失。
　　正确的结论是——必须从受到侵略的那一秒钟就开始抵抗。当一个国家面临侵略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因为敌我力量对比处于不利境地，在这时已经不能追求什么最好选择，只能使事情不要变得更糟。这就是毛主席提出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
　　坚持这个原则，既是唯一正确的自卫方法也是对潜在威胁的威慑。例如越南战争时期的北纬17度线问题，有朝鲜战争时期麦克阿瑟越过38线后招致中国出兵的先例在，美国军队始终没敢越过北纬17度线。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信用也是她的实力之一。
　　抵抗失败也比不抵抗而失败要好。芬兰就是个抵抗战败的例子，强大的苏联红军攻占了柏林，但是没有占领赫尔辛基。因为芬兰军队在1939年苏芬战争中进行顽强的抵抗，使苏联认为占领芬兰得不尝失。假如芬兰也采取不抵抗主义，那么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早已找不到芬兰了。抗战初期的国民党军队，虽然打了很多败仗，但由于坚持持久战，终于把日本经济拖垮。1937年的日本经济在高度动员情况下只能维持2年，后来尽管采取了很多补救措施，但到了1941年，日本不得不实行粮食配给制，成年人每天只有330克粮食。因此日本只有冒险与掠夺东南亚，与美英开战，走上了加速灭亡的道路。
　　弱小的一方也可以越战越强。内因反面，国家可以更紧密的团结，调整投资和建设方向，从实战经验中检验平时建设的得失。军队也可以从战争中得到锻炼。外因方面，弱国对抗强敌，争取国际援助是很重要的。但是打胜仗主要还得靠自己的力量。人不自救，天莫能助。往往是先靠自己的力量打几个胜仗才有外来援助。如抗日战中的国民党军队在得到美国大批援助，火力大大增强。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胜利之后，苏联才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1941年12月苏德战争莫斯科大反攻胜利之后，美英援助才源源不断运到苏联。毕竟谁也不愿意投资给失败者。
　　战争中总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国力的强弱是一目了然的，但是胜负却不一定。双方谁都没有必胜的把握。一个国家必须从受到侵略的哪一秒钟就必须开始抵抗。


　　　　　　　　　　谁的利益如此神圣？


　　1931年8月22日蒋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918”的夜里，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电话给北大营下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蒋说的“我们”是谁呢？荣臻说的“国”是谁的国呢？
　　显然不是农民，从清末以来，每一次割地赔款的负担最终都落到农民身上，早就知道“最恨条约”的道理。不是工人，因为工人一向在列强和买办的血汗工厂里被敲骨吸髓。也不是知识分子，9·18之后不知有多少青年学生在请愿时被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是军人，保家为国是军人的本分，绝大多数军官和士兵都是坚决要求抗日的。甚至有不少地主，因为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大部分土地被日本人霸占了，在东三省，日本也计划霸占1/3的耕地分给日本的“开拓民”。
　　总是有人要求别人牺牲，牺牲工人，牺牲农民，牺牲知识分子，牺牲军队，牺牲一代人，牺牲国土，牺牲盟国……试问一个国家里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军队都牺牲了还剩下谁？谁的利益如此崇高？竟需要整个民族为之牺牲？
　　这个凶狠的怪物就是买办。蒋发表的讲话正是官僚买办集团利益宣言。蒋的不抵抗主义正是买办利益的要求。
　　买办诞生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列强必须通过买办在中国谋取利益。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主要有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武力掠夺三种手段，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侵略手段也不同：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主要是靠商品输出(鸦片贸易就是典型的例子)；北洋军阀时代重要依靠资本输出(主要依靠借款给军阀们打内战，作为交换攫取中国的铁路、矿山、关税等利益)；1927年以后主要转为武力掠夺，因为日本已经不满足于从半殖民地的中国获得的利益了，因此发动“9·18事变”夺取东北三省做殖民地。
　　在这三个阶段里，买办始终为帝国主义服务，同时分得一份利益，因此买办的势力也逐步增强。
　　最初买办除了有几个钱之外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到了洋务运动时期，由于封建势力需要加强和列强的联系，于是出现了所谓“红顶商人”。如1900年，上海40个大买办中有15个花钱捐了“候补道台”。但这仍是一个尴尬的形象，因为社会主流还是科举制产生的封建士大夫，因此很多买办还积极参加反清活动。
　　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出现了江浙、华南、北方三个买办财团，这时的买办通过资助各派军阀，积极参与政治。在广东，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陈廉伯甚至组织商团武装和孙中山的革命军作战。在上海，江浙财团导演了著名的“4·12事变”。
　　1927年后，由于江浙、华南两大财团和蒋介石政权的结合，买办发展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但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掌握了军政大权。1927年的蒋政权是个买办和大地主联合执政的政权，而1940年汪伪政权已经完全成为彻底的买办政权了，伪中央政治会议的30位委员大部分是买办。这时买办对帝国主义武力掠夺的最好服务就是不抵抗主义和投降，他们得到的利益就是继续掌权。
　　对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国民党逃台之后曾美化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年年国土沦丧，没有一天停止过内战。虽然军费一直占政府支出的80%，但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步。中国仍然不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国防需要的飞机、坦克、重炮。“黄金十年”竟是以南京大屠杀为结局的。
　　然而买办们在这十年里却大发横财，从1928年建立中央银行开始，到1937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已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至今还有人怀念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怀念黄浦江里的外国兵舰，怀念租界里手持棍棒的红头阿三和安南巡捕。这些人就是买办和租界文人，那是他们淘金的十年。
　　买办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卖了农民卖工人，丢了东北丢华北，至于从日本手中收复朝鲜和台湾更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之只要买办们能苟且偷安，继续捞钱，一切都可以出卖。唐朝时武则天有个男宠叫张易之，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个纸条上写：“看你横行到几时”，张易之竟狂妄的回贴：“为欢一日已以足”。后来张易之果然被愤怒的羽林军斩杀了。然而买办的本事比张易之要大得多。他们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瑞士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宋美龄，她豪华别墅的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南京30万中国人的血，她余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们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买办没有祖国。
　　因为买办没有祖国，所以买办不需要国防。蒋介石时代对海军的投资还比不上满清。30年代蒋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北洋军参照德国、日本军制，1个正规师里还有1个炮兵团，而1937年的国民党军最好的嫡系师里也只有1个炮兵营。买办经济只偏重于列强需要的纺织、原材料加工等轻工业，而所有和国防有关的航空、化学、钢铁等重工业买办都不能使买办获利。宋子闻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
　　买办也需要军队，但这是内战型的军队，专门用于镇压人民的军队。无论从装备、编制、教育、训练都是如此。由于缺乏火炮等重武器，蒋的200万军队按当时国际通行的标准，只是一支治安军，远远不能算国防军。1935年庐山军官训练团学的是《剿匪手本》，德国顾问教的是堡垒战术。这一套对付江西红军是有效的，但搬到凇沪战场上就成了日军飞机、大炮的活靶子。对红军的围剿动辄出动30万、50万、100万兵力，3000万军费。围剿抗日的19路军和抗日同盟军都出动了15万以上的兵力。而每次用于抗日的中央军不过几个师而已，19路军作战的经费竟是靠各界捐助的。
　　所有这些倒行逆施都说明，买办的利益依附于列强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买办经济不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脊梁。一旦买办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则必有投降政治、消极军事、破产外交和殖民文化。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就会坠入黑暗的深渊。


　　　　　　　　　　光明的道路


　　“918”以后的每次危机中，中华民族都曾经站在光明与黑暗两条道路的十字路口上，我们已经知道不抵抗主义和消极防御是一条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黑暗道路，那么光明的道路是什么呢？
　　这就是采取积极防御战略，和平时建设和保持强大的国防力量，战争时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使战火危及国土。
　　在现代条件下，虽然敌方飞机和导弹等先进兵器打击范围很远，但我方也同样可以用远程打击兵器威慑敌方基地和本土，最终同样达到保护国土的目的。
　　我们未来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战略方针，我赞成“积极防御”四个字。——邓小平.

来源：舰船知识网络版2003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