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半个月的国庆黄金周，有“杂技界奥斯卡”之称的第六届“金狮奖”全国杂技大赛将在广州举行，届时，羊城观众将品尝到一顿前所未有的杂技豪门盛宴。来自全国40个杂技团体、经过层层选拔的1000多名杂技精英，将展示高空、地面、滑稽、魔术四大门类杂技的国内最高水准。
拥有3600年历史的中国杂技艺术，在各种国际大赛中，无论是“金小丑”、“金爵奖”还是“总统奖”，无一落空，20余年共获得金牌100多块，是我国在国际比赛中拿金牌最多的艺术门类，我国也是世界上获杂技奖最多的国家，被誉为“世界杂技金牌储藏库”。而我国的杂技团体数以千计，其中仅县级的就有三四百个，专业从业人员万余名。更值得注意的是，杂技多年来牢牢占据着我国所有艺术门类的外汇收入的第一位。
然而，在“四年一度的中国杂技艺术大阅兵”的信息冲击下，我们恍然发觉，杂技这门古老艺术不但正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渐行渐远，而且也远没有形成能与国外同行竞争的商业实力。
“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迷思
“墙内开花墙外香”是现在形容中国杂技最常用的话。广东省杂技家协会主席戴武琦告诉记者，目前国内高水平的杂技团基本上常年在国外演出，国际演出市场到处活跃着中国杂技演员的身影，一个团出国演出一趟，半年时间的收入应该有100多万美元，杂技演出每年赚取的外汇占我国艺术团体国际商演总外汇的80％。
文化部主管杂技的助理巡视员李延年认为，造成“墙内开花墙外香”现象的原因，一个是杂技演出的场所数量上不去，给杂技提供展示的空间很少。作为一个有着二百多个专业杂技团的杂技大国，仅有不超过五个专门的杂技演出场地，而且在这样的地方演出，费用很高；另一个原因是，有些地方主管部门的领导，还有把杂技纯粹当做杂耍的陈腐观念，没有作为一项艺术产业加以扶持。一台歌剧晚会可能投入200万，但对杂技20万都不肯给。国内的发展受到阻碍，只能到国外去发展。“中国杂技基本上是靠国外养活，挣的是‘洋钱’，如果国外的市场都没有了，大家都挤在国内这个小市场内，就更没发展了。”
李延年不认为“墙内开花墙外香”是坏事，更不应该被贬低，“我们的奥林匹克冠军不也是墙内开花墙外去香的吗？在国内的时候名不见经传，到了国外一下子就出来了，你说这花应不应该香？我说墙外开得还不够香，要大片地开，才好呢。”
与此同时，有杂技理论家也指出，虽然现在几乎每天都有中国杂技演出团体活跃在世界各地，但至今难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我们的杂技出口始终停留在廉价产品的水平上，我们的节目只能加入外国杂技团，成为他们的低价原料而不是艺术成品。
中国杂技家协会主席夏菊花认为，中国杂技界的竞争日益无序是重要原因之一。许多杂技团为了争取出国，竞相压低价格，有的小团甚至只图个生活费，这使那些在国内已经形成品牌的杂技团十分尴尬，因为他们的节目质量很高，向对方提出的价格也很高，但是国外杂技团体往往会就低不就高，使这些名团的国际市场空间受到挤压。“这种恶性竞争带来的后果只能是两败俱伤，吃亏的还是我们自己。”
专家分析，国内杂技团互相压价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根本原因还是国内经营体制的问题：各自为政。市级的、县级的，部队的、地方的，都是零敲碎打，没有实行集约化经营，也没有形成与国外大的演出集团抗衡、争夺市场的体制。夏菊花说：“国内市场一直得不到培育而不断萎缩，只能造成杂技走上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路子。越来越多的国内杂技团到世界各地演出，但大多是给外国人打工，人家占大头，我们占小头。”她希望中国杂技不应该满足于国际市场上的小富即安，而应该努力打造国际范围内的金字招牌。
中国能产生大卫·科波菲尔吗？
河北的吴桥，山东的聊城，江苏的盐城，河南的濮阳，湖北的天门，安徽的广德，天津的武清，这些中国的“杂技之乡”近年来为什么常常发出“保护”的声音？只有落后才需要保护。专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从业人员艺术素养普遍较低，思维陈旧；科技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
在中国虽有近万人的杂技专业人才，但因文化层次太低，杂技节目的创新、艺术水准难以提升，难以满足观众不断提高的审美水平和要求，严重制约了杂技事业发展，尤其是旧有的师承教育方式已经不能满足艺术发展的需要。
上海市马戏学校校长程海宝说，杂技专业教师过去是按照传统的“口传心授、以身示教”的方法教学生，教学手段单一、陈旧，既没有教材，也没有教案，教学工作缺乏计划性和科学性。而现在，中国绝大多数杂技教育属于“四无”教学，既无教学大纲、无教学计划，也无统一的教学标准、无明确的考核规定。教师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乏科学训练的知识和本领。大多数杂技团对文化课教学重视不够，文化课学习经常受演出的冲击。针对这种现象，中国杂技家协会与北京师范大学不久前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共同开办文化艺术事业管理大专班，专门培养杂技人才。李延年认为：“中国杂技人才在解放前甚至在解放后的一段时间，都是家庭班，是一个姓氏或者一个家族，在国外和中国台湾现在还有，有些绝技不传外人。现在是办杂技艺术学校，一般的演员在上杂技课的同时也上文化课，要上到杂技中专，考试制度也相当严格。杂技演员的文化程度低的情况在改观，这是政府部门有意识这样做，不允许家庭班的带法。”
另一个困扰中国杂技发展的问题是先进科技的运用。中国、印度、古埃及是魔术的三大发源地，我国早在汉代，宫廷里就有从炼丹术演变而来的魔术表演。但是，面对当今世界顶尖水平的魔术大师，中国魔术界已经落在了世界的后面。戴武琦说：“1994年，我到加拿大魁北克参加国际魔术师交流大会，才发现我们已经和世界魔术的发展拉开了很大的距离。”现代魔术的魅力已不仅仅是依靠技巧，演员还需要具备音乐、道具、灯光等多种知识。国外的魔术演员与国内相比素质较高，很多都是大学毕业。当大卫·科波菲尔在中国演出引起了一波又一波轰动时，中国杂技界开始讨论其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和源源不断的创新，这正是国内从业者最应具有但又最缺乏的素质。有专家指出：“大卫生存的环境，是科技水平和市场经济都非常发达的社会，大卫作为出色的资源整合者，把魔术艺术与多种艺术手段以及高科技和商业运作有机整合起来，在目前的中国，显然缺乏中国大卫生存的土壤。”
戴武琦介绍，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国内一些魔术师曾到美国参加国际魔术师协会年会，大家惊奇地发现在会上交流的节目都有个惯例，就是表演完毕后必须将谜底亮给大家。这在国内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内的演员往往遵循“同行是冤家”的“老例”，同行间都互相保密和封锁消息，这势必限制节目的创新和发展。大连市杂技团团长齐春生说：“杂技不创新就没有生命力，没有出路了。杂技界称之为‘杂技的革命’，即对传统杂技进行全方位的创新。一个明显的创新形式是开始有主题，有整台的主题晚会，也有带主题的个别节目，有人物，有情节，有思想。但和戏剧不同，它的主题往往不是实的，而是虚的、抽象的，比如太空探索、人与自然等。在演出形式和整体包装上也在不断变化和完善，灯光、服装、音乐、编排手法等都不再是传统的，都不同程度地注入了现代气息。”
“金狮奖”
由文化部和广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金狮奖第六届全国杂技比赛将于2004年9月29日至10月6日在广州隆重举行。“金狮奖”全国杂技比赛是文化部设立的常设性专业杂技艺术类政府最高奖项，从某些方面说，它也是一场世界顶级水准的激烈角逐。据介绍，本次大赛有来自全国40多个专业杂技团体的69个节目参加角逐，涵盖了杂技5大门类中除驯兽之外的高空、地面、魔术和滑稽，其中70％都是新人新作。由比赛组委会聘请专家组成的评委会将对参评作品进行评选，用投票方式评出节目综合奖金、银、铜奖三名和创作奖、表演奖、教师奖三个单项奖。
据了解，本次金狮奖比赛票价按照“广州之夜”的标准制定，分别为20元、40元、80元。届时，将有近30场比赛和演出与广大观众见面，展现“更难、更新、更美”的艺术追求。
拿什么与国际接轨？
有专家指出，目前国内演出市场缺乏应有的市场机制和秩序，国内没有完善和发达的演出经纪人队伍，杂技团一边搞节目，一边还要自己找市场，步履艰难。广州杂技团团长曹建平说：“杂技发展的关键问题，一个是体制问题，一个是资金问题，再一个就是市场的问题。”国内杂技演艺市场没有培育起来，中国人对文化的投入占总支出比例还很小，杂技要在这个份额里分一杯羹更加困难。广州杂技团的任维东是国内优秀的年轻魔术师之一，他每年能够从团里领到的创作经费是5万块钱。任维东说，以这样的财力，要想在魔术表演上有大的突破，要将魔术表演进行商业包装和运作，非常困难。面对困境，曹建平意识到，制度瓶颈、作坊规模正限制着杂技团的发展。要发展，必须组织一个搞市场运作的班子，其中包括熟知演出市场的老行家和一批学广告、营销、语言的高学历专门人才。必须要搞市场调查，开发“旅游杂技剧场”、“杂技村”等杂技商业项目，还要与国内外演出商和领事馆广泛接触，争取更多的商演机会。
沈阳杂技团团长安宁认为，杂技没有语言的差异，流通方便，本身具有很强的商业属性，中国杂技人应该抓住杂技的这个特点，通过具体的艺术品牌，扩大再生产，让它与国际接轨。中国是世界杂技大国，但不是强国。“我们许多技艺很精湛的杂技团，收入少得很。没有钱就谈不上发展，没有发展自然也挣不来钱。”对于目前阻碍中国杂技发展的体制和激励机制，安宁认为还有改革的空间，比如说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可不可以探讨多种成分的经济共同经营杂技产业？如国家、企业和个人联合出资，共同经营。总之，不能墨守陈规，人的思想要跟上时代的脚步。“对于中国的杂技来说，缺的不是艺术家，而是企业家、营销人员、公关人员、外事人员，需要他们将杂技这一个阳光产业经营好。”
■ 专家访谈
大众化的艺术一定要面向大众
杂技的发展方向在于在保持它的灵魂，在保持技巧性的同时，还要增加观赏性。因为杂技如果一味地惊险，让人进去以后一把汗，心跳二百下来看，那不是目的。民间艺术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应该是美，杂技也应该是这样的。
受访者：李延年，中国文化部助理巡视员，主管杂技。
南方都市报：现在中国杂技跟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远了，中国杂技艺术的发展方向在哪里？
李延年：杂技的发展方向在于保持它的灵魂，在保持技巧性的同时，还要增加观赏性。因为杂技如果一味惊险，让人进去以后捏一把汗、心跳二百下地看，那不是目的。民间艺术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应该是美，杂技也应该是这样的。它有它的特长，是形体上超出常人能够做到的，向极限挑战的，但更重要的还是让人感觉到它的美，给人一种激昂向上的精神，有观赏性的节目在国际上仍然是有市场的，那些仅有高难技巧而缺少观赏性的杂技在国际上也不是很受欢迎，这几乎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所以杂技的前景仍然在它的观赏性，这种观赏性应该是大众化的。全世界没有一种艺术能使一家四世同堂一起看，不管你说那个艺术品种多么高雅，也不可能一家三四代人一起去看。而唯独杂技，你是老爷爷辈儿的、父母辈儿、孙子辈的，都可以坐在一起看杂技，甚至可以一起讨论杂技，这是它的艺术特点，既然它有这样的优点，我们的杂技艺术工作者在创作的时候，就要心里想着自己的观众，不能使它的面儿越走越窄，大众化的艺术仍然是面向大众。如果脱离大众，到象牙塔里面去，就失去了它的本来意义了。
南方都市报：目前杂技与市场的结合有没有找到一些好的模式？
李延年：随着观众观赏眼光的不同与变化，文化品位和观赏性越强的杂技作品，在国内越有市场；相反，越陈旧——创作思想、导演手法、艺术呈现的陈旧——越容易形成恶性循环。现在讲“大投入，大产出”，实践证明成功的是创造主题杂技晚会，观赏性非常强的有主题的晚会，搞得好，在国际上都是翻了几倍地收回了原来的投入，在国外一演就是几十场。越舍不得投入，产出也就越少。
南方都市报：从今年“金狮奖”前期所反映出来的情况看，有没有一些对今后杂技发展有启发性的新气象？
李延年：现在杂技最大的特点是综合艺术手段，舞美、灯光、服装、音乐、舞蹈、戏曲、芭蕾等等这些手段同时运用到杂技当中来，这就是最新的东西，最新的走向，大家在自觉地给杂技增加文化品位、文化内涵。比如说上海有一个节目，把《霸王别姬》的历史背景和节目合在一起，把中国传统文化用在杂技当中，用现代人的视觉加以诠释，这是一种新的创作方式。创新是我们杂技的生命，如果杂技老演老祖宗留下的那点玩意儿，杂技也早已不存在啦，也进博物馆了。之所以国际市场这么被看好，就是因为它在不断地求新求变。市场是最检验艺术的手段。
学会经营才能有更好的未来
加拿大太阳马戏团成功之处，不仅在于节目创作、技巧和外在形式不断地创新求变，在于将令人惊异的创意和完美的舞台布景、声光效果巧妙结合起来，更在于前期大量的投资和相关的产业链的开发。
受访者：戴武琦，广东省杂技家协会主席。
南方都市报：目前国际上商业运作成功的杂技团中，有哪些值得中国杂技学习的经验？
戴武琦：加拿大太阳马戏团成功的例子很值得中国杂技团学习。我记得1980年广州战士杂技团第一次到加拿大演出时，加拿大国内的杂技水平并不高，太阳马戏团初建时的成员都是一些街头表演艺人。当时加拿大政府用一美元的价格把一个不再使用的火车站转让给太阳马戏团作为场地，该团邀请了3批中国杂技教练培养他们的团员，但仍无法在市场上打响，后来又改为邀请中国杂技演员到加拿大，专门表演中国杂技，但打的招牌还是太阳马戏团。他们完全用了市场经济那一套进行运作，短短几年间，太阳马戏团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戏团，共有5个杂技团同时在世界各地演出，年收入高达两亿多美元。
南方都市报：相比之下，中国杂技团有哪些突出的问题值得注意？
戴武琦：在国际上，中国杂技团闯荡国际市场的策略是“保守政策”，即杂技团不是自己去运作和经营，而是大包干给了国外的老板，这样没有风险，旱涝保收，但中国杂技的钱包永远也鼓不起来。在国内，中国杂技团发展的现状似乎也并不具备独立撑起整台大型节目的实力，与国外马戏团独立动用声光电等手段的超大型杂技表演还有一定距离，即使是费劲组成了一台节目，估计票房也不太好，万一弄砸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所以，没有多少团长会冒险做这件事，更多的是选择目前这种平稳的生活方式。
南方都市报：在吸取先进经验与反思自身不足的基础上，有没有找到一些好的路子？
戴武琦：加拿大太阳马戏团成功之处，不仅在于节目创作、技巧和外在形式不断地创新求变，将令人惊异的创意和完美的舞台布景、声光效果巧妙结合起来，更在于前期大量的投资和相关的产业链的开发。中国杂技团很少能进行市场运作，只能依靠政府财政拨款，即使没有演出，也有固定的收入。当然，目前也开始出现一些大制作大投入的节目试验，效果都不错，这也证明走市场道路的可行性。但是，国内还没有像太阳马戏团这样完全自主经营的团体，不懂经营的结果便是只能听人摆布、给人打工，要理顺市场，唯一的出路是由一批懂经营、熟悉市场运作的人才来引领中国杂技团，打造名牌节目，建立名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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